­　　2018年12月31日20:30，深圳“春繭”體育館，羅振宇2018“時間的朋友”跨年演講如約而至。

­　　羅胖曾發(fā)下大愿望：跨年演講要連辦二十年。今年，是第四場，也是倒數(shù)第十七場。

­　　在歷時四個小時的演講中，羅胖通過對過去一整年的回顧和未來的展望，連發(fā)“扎心五問”，最終揭示出——

­　　比起普通人無法把控的大趨勢，真正能給所有人帶來機會，從細微處引發(fā)大變化的，恰恰是我們身邊的各種 “小趨勢”。

­　　以下是未刪減演講全文，與你分享。

­　　第一部分：開篇

­　　1

­　　我是從9月22日正式開始準備今年的跨年演講。從那一天開始，我身邊有一些朋友就在等著看我的笑話。他們說，看把你能的，還跨年演講，看你今年怎么講。

­　　感謝各位的信任，你們還來聽我講。

­　　這里是由7884名觀眾到場參與，深圳衛(wèi)視、優(yōu)酷全球直播，東風日產(chǎn)第七代天籟獨家冠名贊助的《時間的朋友》跨年演講。這是倒數(shù)第17場。你們又來了。歲月不饒人，你們確實沒有饒過歲月。

­　　2018年，我印象最深的一個時刻，是我聽到了一位船長的故事：

­　　6月8日，這位船長駕駛著他的貨船“飛馬峰號”，從美國西雅圖出發(fā)，目標中國大連。

­　　我想象了一下，假如我是他，在拔錨起航的那一刻，我覺得跟以往的每次出航并沒有什么不同。我非常有力量感。

­　　我駕駛的這艘龐然大物，7萬噸，船上的貨全是大豆，價值2000萬美元。在這艘船上，我就是國王，海洋是我的后花園，我制訂航海計劃，所有人都得聽我的。

­　　更重要的是，我會感覺，我這艘船就是全球化的象征。我的船東是摩根大通，船上掛著利比里亞國旗，船上的大豆屬于阿姆斯特丹的農(nóng)產(chǎn)品貿(mào)易公司，買家是中儲糧。我的這段航程是國際貿(mào)易大循環(huán)中的一個典型片段。一切都在我的掌控當中。

­　　其實我們現(xiàn)在都知道這艘船是誰。我們還在網(wǎng)上為它喊過話：“加油吧，大豆君！”它是中美貿(mào)易摩擦中最有戲劇性的一個片段。兩個大國互相博弈，一會你加我關稅，一會我加你關稅。導致這么一艘船亂了方寸，一會要奪命狂奔，一會要原地打轉(zhuǎn)。

­　　這是7月9號到8月9號，大豆君“飛馬峰號”的航行圖，層層疊疊地畫圈，等待命運給它新的信號。

­　　這是2018年很多個體的一個縮影。等待信號，個體命運好像不由自己做主。就像萬維鋼老師馬上要出的一本書的書名——《你有你的計劃，世界另有計劃》。

­　　今年跨年演講的所在地——深圳，我很喜歡，它對我有非常特別的意義：《時間的朋友》跨年演講干完第一年，深圳衛(wèi)視就來找我們談直播合作。到今年為止，已經(jīng)合作了三年?？缒暄葜v這個形態(tài)，之前電視上從來就沒見過。從這一件事，就能看出深圳這座城市的大膽創(chuàng)新和變革精神。我非常喜歡深圳人，一直站在時代的潮頭，用幾十年的時間，把這座城市，從一無所有，建設成今天的樣子。

­　　2018年，深圳發(fā)生了多少大事啊。一些大公司干著干著突然遇到了危機，多少被公認有前途的行業(yè)，干著干著突然就遇到了拐點。甚至好多事和自己是咋干的沒關系。

­　　我們不操心行業(yè)和公司層面的事，就想想咱們自己。?

­　　我，一個靠譜白領，受過靠譜的教育，來到一座城市，加入一家有前途的公司。我買了房，成了家，是個典型的中產(chǎn)階級的樣子。在別人看起來，我是個體面人。我的臉上洋溢著自信，對于未來我有一整套規(guī)劃。但2018年過來之后，我多多少少感覺到，所有那些曾經(jīng)看起來堅固牢靠的東西后面，現(xiàn)在都需要打一個問號：這個世界還會好嗎？

­　　以前，變化可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；現(xiàn)在，變化可能成了生活本身。

­　　前年的跨年演講，我們還在說有五只黑天鵝。今年何止五只黑天鵝？黑壓壓地飛過天空。

­　　你想過沒有，黑天鵝指的是一個熟悉世界里出現(xiàn)的意外情況，當黑天鵝一只又一只地從天上飛過的時候，也就不算什么意外了。正如一句俏皮話說的，現(xiàn)在黑天鵝都快成家禽了——一切正在起變化，熟悉的世界不在了。

­　　2

­　　2018年，我們告別了很多曾經(jīng)熟悉的人。?

­　　歌手桃樂絲、宜家創(chuàng)始人坎普拉德、國學大師饒宗頤、設計師紀梵希

­　　科學家霍金、作家李敖、作家奈保爾、前聯(lián)合國秘書長安南

­　　相聲演員常寶華和常貴田叔侄、小提琴家盛中國、評書藝術(shù)家單田芳

­　　演員朱旭、科學家高錕、相聲演員師勝杰

­　　主持人李詠、作家金庸、演員藍潔瑛、漫威之父斯坦·李

­　　政治家老布什、科學家張首晟、作家二月河……?

­　　我們都曾經(jīng)為他們哀悼過，時而還感慨：一個時代結(jié)束了。這種感慨在朋友圈里如此密集，以至于有人說：2018年，時代結(jié)束了太多次。

­　　但只要我們的情緒稍微平復一些，我們就應該意識到一個事實：其實并不是這一年故去的人特別多，而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，從40年前開始，才有機會知道很多人。在我們的少年時代，大眾媒體把他們推到了我們面前。他們成為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的符號、原型、榜樣、接口和拐杖。所以今年他們的離場，才對我們有這么大的沖擊。

­　　我們并不是在告別誰，我們是在告別自己的一部分。他們曾經(jīng)結(jié)隊成群、浩浩蕩蕩，他們曾經(jīng)活色生香，陪伴我們這么久，今天他們的生命開始從茂盛走到凋零。這不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嗎？

­　　2018年，他們的離去提醒我們：我們必須習慣，這個世界抽換掉一些我們喜歡的、熟悉的東西。

­　　所有正在看跨年演講的人，雖然我們歲數(shù)各不相同，但其實都是同一代中國人，也就是“改開一代”。如果你覺得2018年有很多復雜的情緒，那正說明了，改開一代終于從青春期走到成年禮。成年的滋味總是很復雜，熟悉的也許只能用來懷念，依賴的也許必須要放手。

­　　3

­　　過去40年中國最成功的公司之一——萬科，在2018年的一次大會上，會場只掛滿三個大字：“活下去！”雖然我不相信萬科真的會活不下去，但這確實是它對自己生存焦慮的樸素表達。

­　　有人在社交媒體上轉(zhuǎn)發(fā)了這么一句話：“2019年可能會是過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，但卻是未來十年里最好的一年。”我看到之后，就去問王興，他是美團的創(chuàng)始人，也是我見過的最有見識的人之一。我發(fā)微信問他：“請問你認可這個段子嗎？”王興只回了我一個詞：“no。”他不悲觀。坦白說，我也不悲觀。

­　　跨年演講進行到第四年，我們越來越想清楚了跨年演講是為誰服務的：為做事的人服務。做事的人無所謂悲觀還是樂觀，我們只關心如何把事做好。?

­　　做事的人和不做事的人，有啥區(qū)別？?

­　　不做事的人經(jīng)常討論一些抽象的問題：情感和理智哪個重要？理想和現(xiàn)實怎么能平衡？遠方和茍且怎么選擇？著眼未來和回到初心哪個更重要？你媽和我，你救誰？

­　　就說最后這個問題，一個全世界男性共同面對的難題，叫“我·媽·水測試”。一個姑娘認真地問你：我和你媽同時掉到水里，你先救誰？你就說這個問題，難不難？燒腦不燒腦？好答不好答？想不想死？

­　　如果我們就這個問題進行討論，你站岸上三天三夜，也得不出一個讓姑娘滿意的答案。但是如果她倆真掉水里了，那問題就具體化了：是掉到游泳池里，還是掉到海里了？你離誰近？誰會游泳？旁邊還有沒有別人……所有在岸上討論的假設馬上會具體為硬邦邦的現(xiàn)實，這時候選擇有什么難的？你會立即作出反應。而且你還會發(fā)現(xiàn)，讓你做決定的那些因素，和你沒事瞎討論的那些因素沒什么關系。?

­　　你看，做事的人和搞評論的人，完全在兩個世界。有些事情在做事的人面前，完全不難。

­　　再舉一個例子。我們公司的脫不花，創(chuàng)業(yè)四年的同時，結(jié)了婚，還生了兩個孩子。所以，經(jīng)常有人問她：作為一個女性創(chuàng)業(yè)者，怎么平衡事業(yè)和家庭？這個問題，你抽象地擺在一個女性創(chuàng)業(yè)者面前，她是沒法回答你的。這個問題的潛臺詞就是：你一個女性創(chuàng)業(yè)者要創(chuàng)業(yè)、顧家、養(yǎng)娃，根本搞不定。

­　　但是，對于做事的人來說，對于脫不花來說，這個問題從來不會抽象地擺在她面前。擺在她面前的問題永遠是：下午五點，孩子發(fā)燒，是接著開公司例會，還是趕緊回家？那肯定是趕緊回家啊。晚上八點正在家里吃飯，是陪家人吃完晚飯，還是回公司處理一個急事？對于創(chuàng)業(yè)者來說這還用選嗎？肯定回公司啊。如果她覺得最近陪孩子時間少了，那就專門抽出一天來陪孩子唄。

­　　你看，真實的世界里，并不存在抽象的兩難選擇。每時每刻，我們做事的人面對的就是一張時間表，就是這張時間表上具體的時間安排而已。

­　　4

­　　在今年準備跨年演講的過程中，很多人跟我說：羅胖，我知道你是個樂觀主義者。今年那么多人悲觀，你能不能借跨年演講，給大家鼓鼓勁，打打氣，說點樂觀的話？

­　　我說：我是個創(chuàng)業(yè)者，你可能搞錯了樂觀在創(chuàng)業(yè)者心中真實的位置。樂觀是我們這批人的性格底色，不樂觀啥年頭都沒法做事。評論家們分析環(huán)境，有的人說悲觀，有的人說樂觀，這些分析，哪個我都聽，哪個我也不全信。我唯一關心的是，我手頭的事上具體的難處。

­　　所以，說好說壞，都只能是我們做事的背景音。

­　　這些難處，好年景未必更少，壞年景也未必更多。這句話你聽起來有點奇怪，薛兆豐老師打了個比方你一聽就懂：“宏觀好壞就像全球平均氣溫，你要是關心人類的命運，平均氣溫有價值。但是你今天要出門辦個事，它真沒啥用。”

­　　查理·芒格說了一句更精準的話：“宏觀是我們必須接受的，微觀才是我們可以有所作為的。”

­　　2018年是很難，但是我們做事的人都知道：?2018年難，哪一年不難？

­　　你去問一個創(chuàng)業(yè)者，哪一個決策不是如履薄冰？

­　　你去問一個醫(yī)生，哪一次診斷不是戰(zhàn)戰(zhàn)兢兢？

­　　你去問一個設計師，哪一個甲方的要求是好伺候的？

­　　你去問一個程序員，哪一個產(chǎn)品的需求是好實現(xiàn)的？

­　　你去問一個老師，他帶的哪一屆班上沒有幾個難纏的孩子？

­　　你來問問我，哪一年的跨年演講是好準備的？和今年這個年頭是什么情況有關系么？

­　　對我們這些做事的人來說，什么時候不難？難就不干了嗎？對那些不做事的人來說，難不難跟他又有什么關系？

­　　我們是傘兵，傘兵，天生就是被包圍的。

­　　一個做事的人，總要以某種方式確認自己在這個世界的存在。羅曼·羅蘭有一句話：“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，就是認清了生活的真相，還仍然熱愛它”。

­　　既然這個世界另有計劃，今晚就讓我們重做計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