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武漢市江漢區(qū)教育局科技電教站教研員徐大鵬記得，鐘揚常說“希望把好奇的種子種進孩子們的心里”。

　　上世紀90年代，徐大鵬和鐘揚一起在武漢從事科普工作。他回憶，在那個“科學家不如萬元戶”的年代，做科普沒錢，很多人不愿意做這件事，但鐘揚從來不談報酬，總說“有多少是多少，沒有就沒有。”二十多年來，這個植物學界的大科學家一直堅持給小孩子做科普教育，翻譯科普書籍。

　　鐘揚常和徐大鵬說，覺得應試教育扼殺了孩子們自由的本性和想象力，他毫不在意自己的兩個兒子在學校排最末兩名。鐘揚曾經(jīng)說，自己做科普的一個原因就是希望人們能了解到科學的真諦，認識到植物學美妙和浪漫的一面，而不只是背了一些定義、會做題。

　　“他對科普的熱情影響了包括我在內(nèi)的一批老師”，徐大鵬告訴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。他今年73歲，仍然積極推進環(huán)保教育，目前是環(huán)保部宣教中心國際生態(tài)學校項目專家組成員。

　　有人不理解鐘揚為什么要做那么多看起來沒有回報的事情，他答道，“我們做基礎性研究的，心里想的應是前人栽樹，后人乘涼”。

　　鐘揚剛到復旦大學時，環(huán)境資源系瀕臨解散。到他去世前，復旦大學生態(tài)學科有了教育部的重點實驗室、國家重點學科，近期進入了首批一流學科建設名單，排名世界靠前。

　　為了讓學生可以潛心研究，鐘揚專門設立研究生服務中心，讓辦手續(xù)的學生不需要到處跑，還鼓勵工作人員在5點后學生不上課的時間辦公。

　　剛到西藏大學時，鐘揚發(fā)現(xiàn)學校的植物學專業(yè)沒有教授，沒有一位老師有博士學位。老師們告訴他，他們見過一撥又一撥援藏的科研人員、專家，但都是來了走，許多都沒留下什么合作成果，更別說留下來了。

　　跟著鐘揚讀博士前，德吉就已經(jīng)是西藏大學的教師。那時她的孩子剛讀幼兒園，覺得自己“沒必要取得更高的學歷”。鐘揚鼓勵她，讀博士不僅是學歷上的提高，更重要的是科研能力的提升，和對自然的探索。目前已經(jīng)有5名西藏大學的老師攻讀博士學位。

　　鐘揚曾立誓“植物學博士點不批下來就不離開西藏”，當時自治區(qū)和西藏大學的領導都覺得不可思議?，F(xiàn)在，西藏大學已經(jīng)招了6名生態(tài)學博士。鐘揚培養(yǎng)的5位藏族博士中，有4位留在了西藏大學。

　　剛到西藏時，鐘揚自己掏錢帶西藏大學的老師到復旦大學等國內(nèi)知名高校進修教學和科研工作。后來，他還建立了學生交流項目，讓西藏大學優(yōu)秀的學生到上海，甚至海外學習。

　　很多學生第一次離開西藏，“他們有了信心和決心，有的立志將來一定要到上海念研究生”，德吉告訴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。這些學生現(xiàn)在有的已經(jīng)回到藏大任教，有的到國土資源部、環(huán)保部等部門工作。

　　鐘揚常說教師是自己最在意的身份。招學生時，他不考英語，也不看知識面，只看興趣——必須是喜歡做植物研究的。很多人都不知道，這位對植物學知識信手拈來的教授，原來學的是無線電專業(yè)。他曾專門到武漢大學進修，辦公室常常是夜晚唯一亮燈的地方。

　　“現(xiàn)在老師去世了，我們就像丟了主心骨一樣”，德吉說。鐘揚去世十多天后，德吉還每天把他過去的報告找出來聽。“以前不管是申請項目還是做研究，我總會在中途就想放棄，或者思路亂了，但老師總能幾句話點醒我。”德吉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記住老師的思路。

　　而在上海，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的吳家睿研究員感覺鐘揚從來沒有離開，“我去世后一定會去找鐘揚，在擠滿了仰慕者的大廳里，找一個小凳子靜靜地坐下，聽他永遠講下去。”（實習生 王嘉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