個人思想

　　反對封建禮教

　　李贄深受“陽明學”支流“泰州學派”影響，且以“異端”自居。針對當時官學和知識階層獨奉儒家程朱理學為權威的情況，貶斥程朱理學為偽道學，提出不能“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”。詩文多抨擊前七子、后七子復古之主張，認為《西廂記》、《水滸傳》就是“古今至文”。公安派三袁兄弟受其影響較深。晚年頗好史學，據歷代正史纂《藏書》，又廣泛收集明代資料撰寫《續(xù)藏書》，對傳統(tǒng)史學觀點有所突破。

　　李贄還對被封建統(tǒng)治者奉為金科玉律的儒家經典進行抨擊，認為儒家經典的六經，如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并不都是圣人之言，是經過后人吹捧拔高形成的，不能當做萬年不變的真理 。他反對歧視婦女，當有人說：“婦女見短，不堪學道”的時候，他駁斥說，人們的見識是由人們所處的環(huán)境決定的，并不是先天帶來的。他指出：“夫婦人不出閫域，而男子則桑弧蓬矢以射四方，見有長短，不待言也。……故謂人有男女則可，謂見有男女豈可乎？謂見有長短則可，謂男子之見盡長，女人之見盡短，又豈可乎？”他主張婚姻自由，熱情歌頌卓文君和司馬相如戀愛的故事。

　　李贄承認個人私欲，“私者，人之心也，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見”。“天盡世道以交”，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交換關系、商業(yè)交易合乎天理。

　　主張個性解放，思想自由

　　李贄終生為爭取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斗爭。他蔑視傳統(tǒng)權威，敢于批判權威。他自幼“便倔強難化，不信學，不信道，不信仙釋”。他認為一個人應該有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思想，不應盲目地隨人俯仰。“士貴為己，務自適。如不自適而適人之道，雖伯夷叔齊同為淫僻。不知為己，惟務為人，雖堯舜同為塵垢豼糠” 。他認為要獲得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，就必須打破孔孟之道及其變種宋明理學的壟斷地位，沖破封建經典所設置的各種思想禁區(qū)。李贄把斗爭的矛頭首先指向孔丘，認為孔丘只是一個普通人，他的話并不都是千古不易之理，不能以他的是非為是非，每一個人都應該自為是非。為了打破孔丘提出的是非標準，李贄編寫了《藏書》和《續(xù)藏書》，用自己的是非標準，重新評價了歷史人物。

　　提倡人類平等

　　李贄認為，按照萬物一體的原理，社會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貴賤的區(qū)別。老百姓并不卑下，自有其值得尊貴的地方；侯王貴族并不高貴，也有其卑賤的地方。他說：“致一之理，庶人非下侯王非高，在庶人可言貴，在侯王可言賤” 。

　　反對理學空談，提倡功利主義

　　李贄揭露道學家的丑惡面目，指出他們都是偽君子，“名為山人，而心同商賈，口談道德，而志在穿窬” ，仁義道德不過是掩蓋他們卑鄙齷齪的假面具，“本為富貴，而外矯詞以為不愿，實欲托此以為榮身之梯，又兼采道德仁義之事以自蓋” 。他不同意道學家宣傳的“正其義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”的說法，認為人類的任何舉動都有其謀利和計功的目的。董仲舒“正其義”、“明其道”的宣傳，也是以功利為目的的。從功利的觀點出發(fā)，李贄主張富國強兵。他批評理學家“高談性命，清論玄微，把天下百姓痛癢置之不聞，反以說及理財為濁”的行為。他指出：“不言理財者，決不能平治天下” 。針對儒家把文武分途，儒者不懂武事的現象，他強調武事重要，認為“知兵之將，民之司命，國家安危之主” 。他提倡耕戰(zhàn)，認為“務農講武，不可偏廢” ，說“蓋有所生，則必有以養(yǎng)此生者，食也。有此身，則必有以衛(wèi)此身者，兵也” 。針對正統(tǒng)理學家的“存天理滅人欲”的命題，他提出“穿衣吃飯，即是人倫物理”的主張，認為“理”，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當中，對正統(tǒng)思想提出了挑戰(zhàn) 。

　　至道無為的政治理想

　　針對明王朝的腐敗政治，李贄提出了“至道無為、至治無聲、至教無言” 的政治理想。他認為人類社會之所以常常發(fā)生動亂，是統(tǒng)治者對社會生活干涉的結果。他理想的“至人之治” 則是“因乎人者也”，順乎自然，順乎世俗民情，即“因其政不易其俗，順其性不拂其能”，對人類的社會生活不干涉或少干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