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熹是宋明理學最主要的代表人物，是中國封建社會影響極為深遠的思想家、哲學家和教育家。朱熹與閩南地區(qū)有不少關聯，作為朱熹“過化”之地，閩南文化受到朱熹思想的重要影響，同樣，在閩南地區(qū)的經歷和閩南文化的熏陶對朱熹思想的形成也有著不可忽略的影響。

　　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，幼時就曾隨父到過泉州。考中進士后，首先出仕的地方是泉州同安縣，從23歲至27歲（1153—1157年），擔任主簿5年。他54歲重游泉州，61歲出知漳州1年。朱熹一生在閩南前后呆了七八年，這里是他任地方官時間最長的地方。期間，他因公務或訪友論學，足跡遍及晉江、南安、安溪、永春、德化、金門、龍溪等地，對閩南文化尤其傳統民俗、宗教文化、家族文化、建筑文化、戲曲文化等有深入的了解。閩南文化的豐富內容與斑斕色彩，不能不使生活于這種文化環(huán)境中的朱熹受到深刻的觸動，進而加以關注與審視。尤其是同安任上那幾年，正是他的青年時期，處于思想體系形成的重要起步階段。因此朱熹的不少觀點，包括對閩南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的某些思想，相當程度上正是來自于閩南文化的啟迪，來自于對閩南文化的觀察與思考。

　　“逃禪歸儒”是朱熹思想發(fā)展中的一個重要階段，它對閩南文化尤其宗教文化的發(fā)展，產生過不小的影響。據民國《同安縣志》卷35所記，朱熹在同安任上，開始采取“抑佛”措施，“民欲為僧尼者，禁之”。后來他知漳州時，再次嚴禁男女“以修道為名，私創(chuàng)庵宇”，嚴禁寺院“以禮佛傳經為名，聚集男女，晝夜混雜”（《朱子全書·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100）。朱熹的這種思想，對于扭轉閩南人過于狂熱的“好佛法”，對于儒學在閩南更為廣泛深入的傳輸，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。

　　實際上，朱熹本人完成這個重要思想轉變，大體上正是在同安任上這幾年，是在對閩南宗教文化審視的基礎上發(fā)生的。仕泉之前的朱熹，既受孔孟學說和二程理學熏陶，又對佛老頗為迷戀，自謂“出入釋老者十余年”。赴任同安途中，他受學于延平李侗，李侗對他“懸空理會”的“無限道理”并不稱許，要他讀圣賢書，看圣賢言語。同安任上初期，朱熹對李侗師教“心疑而不服”，依然做著儒佛道并行不悖而盡其妙的高士冥想。然而，在同安的所見所聞，使其思想受到很大沖擊。當時同安以至整個閩南，佛老思想盛行，佛寺庵堂比比皆是，僅泉州就有佛寺四百余座，被朱熹稱為“泉南佛國”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朱熹在驚嘆閩南人“好佛法”的同時，亦開始對此進行反思。他逐漸看出，釋氏“昭昭靈靈的禪”，盡管對人生苦難表現出深切同情，并提供了終極關懷的彼岸世界；然而，面對諸如土地兼并、賦稅不均、豪強凌弱、民貧財屈等社會現實問題，佛家學說顯得蒼白無力。與此同時，佛教盛行，還加劇了種種社會問題。大量土地為寺廟所占，許多農民失去土地流離失所；大量勞動力成為僧尼，影響了社會生產的正常進行；大量錢財流入佛寺，造成百姓更加窮困潦倒。由此，他逐漸領悟了李侗的教誨，認定只有儒家經世安邦的入世精神，才能挽狂瀾于即倒，遏人欲于橫流，只有儒學才是拯救時弊的精神力量。同安秩滿，朱熹在《教思堂示諸同志》詩中，發(fā)出“塵累日以銷，何必棲空山”的聲言，表明了棄禪的決心和意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