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在網(wǎng)絡引起廣泛關注的湖北宣恩縣街頭殺警案,近日由恩施州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:被告人吳西華因犯故意殺人罪,被判處死刑,緩期兩年執(zhí)行,剝奪政治權利終身,并附帶民事賠償16025元。吳西華因不服一審判決,目前已向湖北省高院提出上訴。(5月30日《南方都市報》)
殺人償命,欠債還錢。不管是蓄謀殺人,還是臨時起意,都無法回避吳西華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犯罪事實,受到法律嚴懲實屬罪有應得。然而,當我們回頭審視整起案件,不得不承認杜平這個“可憐之人”卻有萬般可恨之處。正像吳西華自述的那樣:如果他們不打我,我也不會殺人——明明是一起輕微的交通碰撞事故,要是杜平能夠積極履行警察義務,維護秩序,何至于引發(fā)仇殺血案?毆打公民,“還用腳踩我的臉”,誰給了人民警察隨意施展暴力的特權?
當然,個別“害群之馬”作惡,如果體制本身有足夠的糾偏能力,同樣不至于引發(fā)如此悲劇。遺憾的是,盡管吳西華多次到派出所尋求解決,但未得到及時處理,甚至還讓他自己先出錢治療,以致其萌生了“我被人打了沒得人管,我把人殺了就有人管了”的極端念頭。這是何等的悲愴與諷喻?一個“群眾公認的老實人”,要不是蒙受了莫大的委屈,要不是正常的申訴渠道大門緊閉,何至于逼得他鋌而走險,選擇玉石俱焚的極端方式與“仇人”同歸于盡?在這個意義上,“公安機關處置不力是作案因素之一”的說法并非空穴來風。
提出了“底層淪陷”概念的社會學家孫立平認為,在生存生態(tài)不斷惡化的情況下,缺乏資源改善生存狀態(tài)的底層會出現(xiàn)淪陷和墮落。不過在我看來,造成這種“底層淪陷”的原因,除了自然經(jīng)濟領域的,更有包括社會政治層面的深層因素——不要抱怨群眾對基層干部“存在普遍誤讀、誤解甚至丑化”,而是請先反思自己是否因擁有權力而變得驕橫跋扈?也不要埋怨社會戾氣漫布,“暴徒”動輒就拔刀相向,如果“合法”渠道暢通自如、制度保障強而有力,叢生的怨氣會因無處排解而積壓成戾氣,并挾持著受侮辱受損害者成為“拜暴力教”的信眾?
所以說,作為個體,杜平生命的逝去無疑令人扼腕嘆息,但作為一種畸形權力的象征,“杜平”所代表的惡卻不會因某個具體肉身的消亡而被世人所原諒、遺忘,不受節(jié)制的權力暴行所造成的創(chuàng)傷,將永遠烙在這個社會的肌理里,久久難以平復。因此,相比關注吳西華的個體命運,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是,如何防止弱者在有冤無處申的無助情況下,“抽刀向更強者”?
換言之,如果釀成“宣恩街頭殺警案”的現(xiàn)實土壤得不到有效改良,那么“我把人殺了就有人管”的悲愴邏輯勢必依舊縈繞人心,整個社會則不得不因無妄的暴力而繼續(xù)忍受“一次失去兩個公民”的痛楚,這樣的代價,顯然太沉重了些?。ㄎ?王垚烽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