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鯊魚吞小魚”

　　在重慶，王立軍持續(xù)地強調打黑，并將之打造成當地最重要施政標志之一。通過打黑，王立軍不僅實現了仕途的上升，也實現了個人權威。打黑辦案以及情報系統(tǒng)的組合運用，成為其威懾民營企業(yè)家、公民乃至整個社會的主要手段。

　　在打黑除惡全面推進3月后，2009月9月，王立軍倡導的“重慶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”正式成立，重慶名營企業(yè)家共認捐7000余萬。

　　2010年9月，在會見“世界名博沙龍主席”一清時，王立軍稱，劫富濟貧是世界通用，他以普京為榜樣稱：“十個人，普京出手把兩個富的全干掉，兩個一般富的一看，為了保全自己，也會把自己的東西貢獻出來，剩下的六個窮人會說，干得好”。王稱，這就是民情，如果黃光裕在重慶，不會發(fā)展到今天。

　　在華東政法大學童之偉教授看來，重慶打黑是實施了劍指民營經濟的刑事司法政策。打黑除惡初期涉案企業(yè)家，都家破人亡：龔剛模被判處無期徒刑，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；陳明亮被判處死刑，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；岳村被判處死刑，并處罰金人民幣1.5億元……

　　2010年6月，在打黑除惡一年之際，重慶希爾頓老總彭治民因涉黑被091專案組帶走，彭原為重慶市渝中區(qū)人大代表，身家數十億。

　　在當期重慶市局下屬的《警察文化沙龍》雜志上，發(fā)表《希爾頓擦槍走火》一文。該文稱，彭“公然誹謗打黑除惡成果”，于是被重拳喝止。

　　當年7月，在接受打黑創(chuàng)作組采訪時，王立軍提到，像彭治民這樣的人，共產黨早就在他褲腰鏈上掛了定時炸彈。他還為民營企業(yè)家擬了一副對聯(lián)，上聯(lián)是“暴力色彩，罪惡累累，原罪運行”，下聯(lián)是“黨政勾結，司法保護，刑經并行”，橫批“好自為之”。

　　王稱，如果這些民營企業(yè)家，包括黨政官員，能認識到自己的錯誤，“我們還是寬以為懷，否則他們會在深水區(qū)爆炸。”

　　在打黑中，為最大限度地尋找權力運行空間，王立軍有一套自由裁量的哲學。他指向的對象，一類為其下屬，對方是否會成為黑社會保護傘，取決其“忠誠”。另一類為民營企業(yè)家、后又擴展至黨政官員、社會各界，即對方是否會落馬，取決于其是否“聽話”。

　　在重慶打黑中，一批民營企業(yè)家的資產被變相收歸國有，既壯大國有企業(yè)，又補助地方財政。2011年，希爾頓老總彭治民被判處無期徒刑，并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；俊峰集團總裁李俊被通緝逃亡海外，親屬多人被抓或被通緝逃亡。

　　這個模式，被王立軍稱為“鯊魚吞小魚”。在陪同客人參觀打黑展時，王稱：只要是黑社會，馬上叫銀行把它吞進去，或是政府一次性拿過來。

　　這種明火執(zhí)仗，還體現重慶民警留學基金的成立上。2011年5月18日，王立軍指示刑警總隊長李陽，“找些企業(yè)家，讓他們拿點，給我們支付留學經費。”當年7月19日，王接見了重慶13名民營企業(yè)家。當天，老板們一共認捐留學基金3000萬。

　　在其主政后期，隨著權力的膨脹，王立軍的自由裁量哲學也越發(fā)精進。2011年12月1日，王立軍向某銀行重慶市分行行長表明自己如何愛護金融系統(tǒng)，稱有些涉案金額達到七八百萬，“我們全輕輕放下了。”

　　王稱，自由裁量權在其手中，他以希爾頓為例，稱“他說1000萬，我們說只值200萬，簽個字就可以拿進來。跑的時候歸他，劃跑道的時候歸我們。”

“褲腰上的定時炸彈”

　　童之偉在其報告中指出，在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下，公民基本權利中因此而受損最嚴重之一即為言論自由。

　　2009年9月，重慶男子彭洪因在論壇中轉發(fā)打黑漫畫《保護傘》，處以勞教二年。當地青年任建宇、黃成城、田宏鴛等，也都僅因評點時政便蒙冤勞教。2011年1月，重慶市民龔漢周因轉發(fā)“交巡警平臺寒天裸拷酒醉男子”一帖，被以“攻擊政府職能部門”為由，勞教一年半。

　　2011年4月22日，李莊漏罪案撤訴。李莊獲得自由之際，涪陵區(qū)林業(yè)局干部方洪卻因此案受牽連。方洪(網名方竹筍)因發(fā)表諷刺李莊案的“一坨屎”的打油詩微博，被勞教一年。

　　令重慶司法形象受到負面影響的李莊案第二季，成為王立軍在渝第四次升遷的契機。2011年5月17日，王立軍全票當選為重慶市副市長。對李莊案上的敗績，王立軍并不心甘。2011年6月25日，王立軍會見北郵校長方濱興，副局長郭維國作陪。

　　“防火墻之父”方濱興介紹了演講時遭鞋襲后自己的應對。方的辦法，為郭、王提供了靈感。郭維國稱，像楊金柱、陳有西這樣的人，就是要揭他的家庭住址。陳有西為李莊第一季的辯護律師，楊金柱為湖南律師，李莊案第二季時曾赴渝聲援。

　　王則希望方能在重慶網監(jiān)種試驗田，“我們現在有五百多人的隊伍，天天在做”。

　　4個月后的10月26日，王立軍再次會見方濱興。說到網上對重慶不利的言論，王稱，無論實名還是匿名，“我們不客氣”。

　　民警孫凌透露，王甚至建立了黑名單，“飛機一落地，記者和律師全在掌控中。他要審查你的背景，監(jiān)控你發(fā)表的文章。”

　　在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下，除極少數權力人士外，每個公民的人身權利和自由都受到了巨大的威脅。

　　在重慶市局2011年第14次擴大會議上，王立軍提及原重慶移動董事長沈長富因受賄罪被刑拘一事，稱以前警察上移動公司要數據，居然被拒，“公安局的小號平臺，也給我們亂切，說了還不聽，所以郭維國把沈長富刑拘是對的”。王還提到：打黑期間，有的銀行行長不給我們提供單子，當作妨礙公務，立即拿下。

　　在王立軍時期，公安獨大，王甚至能決定判決結果。2011年1月，針對《王天倫涉黑團伙“漏網之魚”王東明受審》的報道，王批示：“要處極刑，否則，向社會怎么交待？而且如不判死刑，那將是后患無窮！”四個月后，王東明一審被判死刑。

　　即便是重慶市政府主要領導，對王立軍也頗為忌憚。2010年1月4日，在統(tǒng)籌城鄉(xiāng)戶籍制度工作會上，王稱，市府主要領導向他承諾“立軍，你們什么時候要我開會，我就什么時候開，你要我們開多少會，我認為都不過分，要哪些部門參加，任何部門不得講價。”

　　2012年5月，在公安平聯(lián)辦工程會議上，一市府主要領導笑稱，昔日區(qū)縣的領導看見王畢恭畢敬，看到他卻嬉皮笑臉，“我知道，他在你們褲腰上都掛了炸彈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