­　　這就是汪凌瑩的教室。課堂上只有她一名學(xué)生，12位老師每人都是她的班主任。

­　　隨著病情惡化，她的視力和聽力不斷下降，能夠看清的事物越來越少，連書上指甲蓋大小的字也看不清了。為了方便她閱讀，老師們會用黑色油彩筆把課文抄在一張A3紙上，或者把一個生字打印成巴掌大小，用紅色在上邊標(biāo)注拼音。還用硬紙板手工制作了一把尺子，大小是普通塑料尺的十幾倍。

­　　最初那個裝書本的袋子破了又換，里頭卻始終是小學(xué)一年級的課本。剛開始，她連類似“跟讀一遍”的上課指令也無法理解，拼音學(xué)了整整一年，四個聲調(diào)都說不好，說話時(shí)緊張得手指都在顫動。老師手把手教她寫字，總是擔(dān)心用力太大把她的骨頭捏碎。

­　　但她似乎永遠(yuǎn)不會疲憊。接連兩三個小時(shí)的課程，汪凌瑩從來不需要休息，總是央求老師“再講一點(diǎn)”，到吃飯的時(shí)間也不想讓老師離開。她沒有午睡的習(xí)慣，“不困”，覺得睡覺是“晚上該干的事”。就算在病床上，身邊也總是放著老師為她抄寫的課文。

­　　她心里明白，自己必須珍惜課上的每分每秒。因?yàn)檫@次下課以后，下次上課又將是一周以后了。

­　　為了讓她的等待顯得不那么漫長，蔣有兵給她買了一個芭比娃娃，金色的卷發(fā)，桃紅的裙子。娃娃會唱歌、講故事，還會說“再見”“你好”。那是蔣有兵跟自己剛上幼兒園的女兒一起，在千島湖鎮(zhèn)最大的廣場上買的。每到夜里，那里有孩子在寬闊的湖邊玩滑板，樓上閃爍著紅色的霓虹燈：“花樣年華”。而汪凌瑩能看到的最遠(yuǎn)的世界，通常只是窗外低矮的桑樹和蒼翠的竹林。

­　　在汪凌瑩的花樣年華里，她成了家里唯一一個會寫自己名字的人。幾乎在課本的每一頁上，她都寫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­　　汪凌瑩寫字時(shí)，緊握著筆的手指關(guān)節(jié)泛白，鉛筆在紙的背面留下了深深的印記。有一頁從上到下，她分別寫了父親、母親和自己的名字，旁邊用小字標(biāo)注著：大、中、小。

­　　一開始上課的時(shí)候，母親要么在廚房做飯，要么在院里洗衣服，總是離得遠(yuǎn)遠(yuǎn)的。有人給她拍照，她總是把較短的那只手腳盡量隱藏起來。后來有老師告訴她，沒事的時(shí)候也可以聽聽課，“這樣你們平日里就能互相復(fù)習(xí)。”她開始靠得越來越近，最后直接搬了個凳子坐在女兒身邊，跟她一起聽課。汪凌瑩第一次有了“同學(xué)”。

­　　她的父母都沒上過學(xué)，小時(shí)候“連飯都吃不上”。長大后，父親只能去附近的建筑工地打零工，每天4點(diǎn)從家里出發(fā)，中午就在樹蔭下睡覺。“沒文化能做什么呢。”這個53歲的木訥男人雙手粗糙，臉上總是掛著憨厚的笑。村里有人去城里打工，他不敢去，怕“不認(rèn)識路走丟了”。

­　　汪凌瑩的父親在家排行老二，下面還有3個弟弟跟70多歲的母親住在一起。老宅就在他家門前不到100米的地方。白墻灰瓦的房子里頭，方方的天井取代了電燈，桌上擺著幾個剩菜，跟泔水桶的味道混合在一起，油膩的吊扇是為數(shù)不多的現(xiàn)代家具。這家里的人經(jīng)常連戶口本和存折都分不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