時任福安縣社口鎮(zhèn)坦洋村黨支部書記劉智勇回憶——

　　別看現(xiàn)在的坦洋村名氣這么大，當年，我們一樣窮得拆房賣瓦呢。

　　1982年，村里只有集體的70畝茶山和群眾零零星星的“籬笆茶”。那時我父親劉少如擔任村黨支部書記，就帶著村里的黨員干部帶頭在“祖宗山”上開荒種茶，群眾紛紛跟了上來，集體和個人茶園迅速發(fā)展到600多畝。

　　在商品經(jīng)濟海洋中發(fā)展集體經(jīng)濟，需要膽識和公心。當年我父親到省城，要到60萬元貸款，個別干部覺得這錢燙手，干虧了怎么辦？我父親卻充滿信心：“錢，不是裝在個人口袋里，群眾會支持的。”他站在剛辦起的村茶廠門口，立下“軍令狀”，“干好了睡棉被，干虧了睡稻稈！”

　　黨員干部帶頭加班加點。最長的一次，七晝夜機器不停人不歇，個個累得像喝醉似的，走路跌跌撞撞，但沒有一個人拿過加班費。

　　到年終，算盤“噼里啪啦”響，干部群眾都笑咧嘴：村集體、群眾收入各二三十萬元，上交國家稅收十多萬元。

　　這些事，后來我父親都在1989年2月到寧德地委機關給干部作改革形勢報告時講了。當時的地委書記習近平夸他：“改革要擔風險，創(chuàng)業(yè)要有帶頭人。” 這對他、對坦洋，都是非常大的肯定。

　　1988年7月，習近平剛到任寧德地委書記不久，就到村里調研。那年初，我擔任村黨支部書記。

　　我記得習書記來的那天，穿著深藍色短袖，個子很高，褲子上還有補丁。沒想到，這么年輕的地委領導，卻穿得這么樸素。我本來準備了材料向習書記匯報，習書記說“不用念材料，我來問，你來答就好”。他最關注的是兩個問題：一是怎么更好發(fā)揮農(nóng)村黨支部的戰(zhàn)斗堡壘作用？另一個是怎么增加村集體收入？

　　為了解茶園情況，他沿著山路，爬上村后山一處山頭，鞋子上都沾滿了泥巴。習書記提出，坦洋村要大力發(fā)展特色茶產(chǎn)業(yè)，黨員干部要發(fā)揮示范帶頭作用。他說，農(nóng)民要想脫貧致富，必須有個好支部；農(nóng)村奔小康，黨組織要真正能站到“前臺”，真正能居于“第一線”。我聽了一直記在心上。

　　在習書記的鼓勵下，村兩委更有底氣了，我們提出“誰種誰所有”，鼓勵村民墾荒種茶，使荒蕪多年的“祖宗山”“宗祠山”變成了茶山。短短數(shù)年，全村茶葉種植面積增至3000多畝。

　　坦洋村后來成了習書記的農(nóng)村黨建聯(lián)系點，他又來過幾次。

　　一次是鼓勵我們，“閩東學‘三洋’（福安社口鎮(zhèn)坦洋村、福鼎疊石鄉(xiāng)竹洋村、古田鶴塘鎮(zhèn)西洋村），坦洋要當領頭羊”，不斷放大“坦洋工夫”的品牌效應，因地制宜，壯大茶葉經(jīng)濟。

　　他對我們說，農(nóng)村黨組織，可是脫貧第一線的核心力量。經(jīng)濟搞上去了，黨員的理想信念、先鋒模范作用，都只能強化，不能削弱。

　　還有一次是習書記即將調往福州的1990年5月4日下午，他又一次來到村里，與干部群眾一起座談。他說：“喝過坦洋工夫茶，人走情常在。你們有到福州城來，就來串串門、拉拉家常吧。”

　　那幾年，坦洋村發(fā)展很快，1991年成為省級“文明村”，黨支部跨入“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”行列，村資產(chǎn)超過300萬元，是名副其實的閩東明星村了。

　　如今，每次在電視上聽習近平總書記說到共產(chǎn)黨人應不忘初心時，我都會想起他走在茶園山路上的背影，覺得非常親切、溫暖。

　　《全面小康，一個都不能少——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的探索與實踐·扶貧篇》全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