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月25日，《淮河流域水環(huán)境與消化道腫瘤死亡圖集》數字版出版，這是中國疾控中心專家團隊長期研究的成果，首次證實了癌癥高發(fā)與水污染的直接關系。過去十多年中，淮河流域內的河南、江蘇、安徽等地多發(fā)“癌癥村”。更早之前，在粗放追求GDP的年代，淮河及其支流被大小工廠污染。村民們的水井越打越深。不過死亡還在增加。（6月28日《新京報》）

　　一方水土，一方人。水壞了，人也不得安生。

　　污水排入地下，癌癥籠罩村莊。傳說中的“癌癥村”與水源的關系，終于從生活常理的推斷，坐實為科學審慎的邏輯。事實上，早在2009年4月，就有媒體以《中國百處致癌危地》為題，系列報道了一些癌癥高發(fā)地區(qū)。同年，華中師范大學地理系學生孫月飛在題為《中國癌癥村的地理分布研究》的論文中指出，中國癌癥村的數量已經超過247個，覆蓋中國大陸的27個省份。2013年2月，一份基于調查材料的“中國癌癥村地圖”在互聯網上被關注，村子數量被認為超過247個，涵蓋中國大陸的27個省份。

　　糾結在數字上精準性，意義寥寥，真正有價值的，是必須要接受一個共識：如果說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，地下水及地表水安全則是社會的生命。今日淮河流域的癌癥頻發(fā)，與過去十數年大小工廠的污染息息相關。村民們的水井越打越深，但死亡率還是如影隨形。用專家的話說，盡管水質在改善，“癌癥發(fā)病率的正常回歸，起碼還需10年”。

　　起碼眼下而言，癌癥是不可逆的，有多少人等得及這個10年？當我們對污染后遺癥變得無奈、麻木，甚至習慣的時候，并不能改變責權關系上侵害與被侵害的事實。從概率上說，有一些癌癥是可以幸免的，如果“隨手拍”一條干凈的家鄉(xiāng)河不是很難的話，如果懸賞邀請環(huán)保局長下河不是很辛酸的話——今日的河流或地下水，也不會把罰單扣在逃脫不出沿線的村民頭上。

　　不管“癌癥村”這個概念是不是嚴謹，但污染與公共健康的關系已經是一個沒有邏輯懸疑的命題。盡管我們不在“癌癥村”，盡管我們不在淮河水系，但還是不能忘了下面這些數據：全國七大水系劣五類水質斷面比例達18.4%。據了解，有關部門對118個城市連續(xù)監(jiān)測數據顯示，約有64%的城市地下水遭受嚴重污染，33%的地下水受到輕度污染，基本清潔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%。2011年，全國共200個城市開展了地下水質監(jiān)測，其中“較差―極差”水質監(jiān)測點比例為55%。即使是北京，淺層地下水中也普遍檢測出了三致（致癌、致畸、致突變）物質。治不好“癌癥村”，就逃不過“癌癥城”。

　　有治理，有好轉，也許這些都不是關鍵。關鍵是眼下的“癌癥村”，疑似受害的都是無法逃離村莊的弱勢群體：他們或者因年齡或身體原因而無法選擇外出打工，他們或者因鄉(xiāng)戀或情感因素而不愿離開生息的土地——當然，他們更無法出國移民。生存環(huán)境的掠奪，指向失衡的天平。污染者是利益獲得者、被污染者是傷害承擔者，二者之間既沒有利益補償機制、更沒有責任追究機制；加之因為沒有確鑿的證據鏈，甚至在保障孱弱的制度內，被污染而傷害的公民反而要砸鍋賣鐵去看病。

　　“癌癥村”陰霾難散，或在于污染難防難治，但更在于被污染戕害的公民權益，遲遲追溯不到失范的源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