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7年9月，“依法治國”四個字被寫入十五大報告。依法治國成為執(zhí)政黨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。這被視為開創(chuàng)了一個新時代。

　　即將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把推進“依法治國”作為主題，將審議《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，詳細描繪法治中國新圖景。

　　輿論認為，中國的執(zhí)政黨在致力于將“依法治國”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。

　　對這一變化，民眾有清晰的感知。最高領導人多次在重要場合表態(tài)，維護憲法法律權威；一批冤假錯案被平反，改革被納入法治軌道，司法腐敗面臨強力打擊，政法機關不再神秘，更為公開透明。

　　新京報今起推出系列報道，探尋法治中國的軌跡，分享法學大家的思考。

　　在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提出后的第17個年頭，“依法治國”新路線圖將出臺。即將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，將審議通過《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,全面破解執(zhí)法不嚴、有法不依、違法不究、信訪不信法等一系列問題。

　　目前，《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草稿正在一定范圍內征求意見，修訂完善。“很全面，很深入，很震撼”，一位了解草稿內容的法律學者告訴新京報記者，“《決定》基本上是三中全會提出的‘法治國家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會’具體化，內容涉及依法執(zhí)政、依法行政、司法改革等各個方面”。

新進展

十八大提法治是治國理政基本方式

　　“中國共產黨執(zhí)政以后，用什么樣的方式治理好國家，如何更好地維護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，始終是黨的領導集體孜孜以求、不斷探索的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”，最高法前院長肖揚親歷了“依法治國”基本方略的提出過程，他在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提出、形成和發(fā)展》一文中稱。

　　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等受訪專家也表示，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形成過程，反映出改革開放30余年，執(zhí)政黨對于治國理政方式的探索和調整。

　　1978年12月，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發(fā)表《解放思想，實事求是，團結一致向前看》講話，總結“文革”沉痛教訓時指出：“必須加強法制。必須使民主制度化、法律化，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，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。”許耀桐說。

　　“這里講的制度化、法律化，實際就是法治化的問題。”許耀桐說。

　　“法治三老”之一、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李步云1979年與人合寫了《論以法治國》，開了“以法治國第一腔”。李步云對新京報記者說，1978年10月，在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的一次學術會議上，北大法律系原主任陳守一提出，“人治還是法治呢，值得研究”。

　　中國社科院法學所這次學術會議后，李步云開始思考“人治”、“法治”問題，隨后與人合寫了18000字的《論以法治國》。

　　論文發(fā)表后，曾有人將其抄成大字報，張貼在機關門口，引發(fā)了激烈爭論，“法學界出現‘三大派’論戰(zhàn)。‘法治論’的觀點主張反對人治，提倡法治；‘取消論’認為‘法治’和‘人治’是西方的提法，是資產階級觀點；‘結合論’認為‘法治’和‘人治’都有必要，應該結合起來”。

　　“三大派”論戰(zhàn)引發(fā)了中央領導的關注。肖揚在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提出、形成和發(fā)展》一文中稱，1995年下半年，中央舉辦第三次法制講座，主題就是《關于依法治國、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理論和實踐問題》。

　　一個多月后，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召開，把“依法治國，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”作為一條基本方針寫入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(fā)展“九五”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》。

　　1997年9月，“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，健全社會主義法制，依法治國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”寫入十五大報告。

　　此后，歷次黨代會報告都強調依法治國是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。至十八大，提出“全面推進依法治國,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”。

新局面

現實需求促“依法治國”建設提速

　　雖然十五大以來的歷次黨代會，一再重申依法治國基本方略，但17年來的歷次黨的中央全會，首次將“依法治國”作為主題的是即將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。

　　李步云、許耀桐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胡錦光等受訪專家們認為，四中全會之所以首次圈定“依法治國”主題，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現實要求，更是社會矛盾高發(fā)期的迫切要求。

　　“改革開放初期，需要打破計劃經濟體系，總體說法律體系不完善，所以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確定后的第一個十年，一直在解決‘有法可依’的問題?，F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基本形成，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確定了全面深化改革60條。但一些政府部門并沒有適應從改革推進法治，到法治推進改革的轉變。什么法不法的，先干起來再說，這樣的草莽式人物還不少”。許耀桐說。

　　一些地方政府運用行政權力直接干涉司法的案例時有出現。比如2010年，重慶李渡新區(qū)管委會在一起當地養(yǎng)殖戶與爆破公司的訴訟中，要求一審法院，“作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的判決”，不要“一意孤行”。

　　同年，陜西國土資源廳在一起“民告官”的訴訟中敗訴，面對生效判決，陜西國土資源廳召開協調會，作出了否定法院判決的決定。不久后，最高法審理陜西一起礦權糾紛案件時，收到了陜西省政府辦公廳的函件，稱一審判決不正確，最高法如果維持一審判決，“將會產生一系列嚴重后果”；“對陜西的穩(wěn)定和發(fā)展大局帶來較大的消極影響”。

　　與政府層面的上述行政表現相比，高居不下的群體性事件、暴力執(zhí)法事件、冤假錯案、信訪排名引發(fā)的“黑監(jiān)獄”等，更詮釋出現行法治的嚴峻局面。

　　盡管依法治國成為治國方略也已歷時17年，違背依法治國要求的事件層出不窮，許耀桐說，“正是基于這樣的現實需求，四中全會將依法治國作為主題，全面解答如何建設法治國家這個問題”。

　　十八大報告重申，“全面推進依法治國。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。”十八屆三中全會《決定》提出建設法治中國，“依法治國、依法執(zhí)政、依法行政”。在許耀桐認為，十八大以來，“依法治國”建設全面提速。

　　據新京報記者統計，十八大以來，習近平至少在17個重要講話中，強調依法治國的重要性。習近平的治國理政思路，“依法治國”貫穿其中，無論是改革還是反腐，都強調要在法治的框架下進行。

　　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剛剛20天，習近平就在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提出，“依法治國，首先是依憲治國；依法執(zhí)政，關鍵是依憲執(zhí)政”，重申憲法高于一切，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，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