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年高考即將拉開帷幕。作為“作弊入刑”后的首次高考，不少地區(qū)都出臺具體舉措，提升考場作弊防控系統(tǒng)。今年的考場紀律被稱“史上最嚴”。

　　澎湃新聞在中國裁判文書網(wǎng)上搜索到，2012年至2015年全國各地法院作出的84份高考舞弊案裁判文書。

　　其中，51份提到利用作弊器舞弊，占到了總數(shù)的六成;涉及“高考移民案”27份，占總數(shù)超過1/3;另有6份涉及替考。高考作弊設備的高科技及其所形成的產(chǎn)業(yè)規(guī)模，極少數(shù)公職人員參與舞弊的膽量，令人驚訝。

　　值得有關部門注意的是，在高科技的舞弊案中，大量間諜專用器材被運用，隱蔽而難以察覺，其生產(chǎn)、銷售形成了一個暴利鏈條。不過，無論怎樣的隱蔽，天網(wǎng)恢恢，疏而不漏。

　　而教育、公安部門也已對此高度重視，三令五申，我們相信，在有關部門的強力防范和打擊之下，今年必然還是一個公平、干凈的高考考場。

作弊器舞弊判決最多，有間諜專用器材

　　2014年參加高考的吉林省榆樹市考生孫某乙，花5000元買下一套作弊設備。“包括一個骨傳導和一個耳機。骨傳導是一個肉色硬塑料，把它放在嘴里咬著，外界將信號傳輸進來，我就能聽到答案。耳機是一個肉色的比米粒大一些的耳塞，放在耳朵里從外面看不到。”孫交代說。

　　相關判決書顯示，孫某乙對這套作弊設備很滿意，他介紹三姑的兒子也買一套。他和賣作弊器材的人商定，待高考成績出來，他上了本科線，再給對方10000元。

　　澎湃新聞從裁判文書網(wǎng)上搜索到的84份高考舞弊案裁判文書中，51份提到利用作弊器舞弊，占到了總數(shù)的六成。

　　考生所用的作弊設備，除了上述先進的骨傳導、米粒式耳機外，還有一種最常用——“橡皮擦”。1/4的裁判文書中明確提到考生使用的作弊接收器是“橡皮擦”。這種酷似高考專用橡皮擦的作弊接收器，只需按一下按鈕，就可以顯示答案。此外，判決書中提到的作弊設備還有帶有接收線路的T恤衫、手表等。

　　澎湃新聞注意到，51份用作弊器舞弊的判例中，被告均因購買作弊器材出售給考生被判刑。

　　多份判例顯示，相關作弊器材經(jīng)鑒定：具備以隱藏方式使用，具有無線發(fā)射、接收語音信號功能，屬于竊聽專用器材;或系暗藏式無線語音接收裝置，系專用間諜器材。

　　51份判例中，被告被判非法生產(chǎn)、銷售間諜專用器材罪的占33%，有17例。此外，占比例最大的罪名是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，占57%(29例)。另有1例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，2例非法使用竊聽、竊照專用器材罪，1例非法經(jīng)營罪。

　　根據(jù)《國家安全法》的規(guī)定，任何個人和組織都不得非法持有、使用竊聽、竊照等專用間諜器材。專用間諜器材包括暗藏式竊聽、竊照器材;用于獲取情報的電子監(jiān)聽、截收器材等。

“答案在網(wǎng)上搜，準不準不知道”

　　貴州德江縣的一個高考舞弊團伙，目標明確，分工細致，實施舞弊時還做出多種預案。

　　判決書顯示，2015年4月，新款舞弊設備上市，該團伙成員文某某在網(wǎng)上購買3臺發(fā)射器(每臺2800元)、200個接收器(每個270元)。

　　另有團伙成員倪某與楊某等在高考前夕聯(lián)系考生及家長，承諾在高考時發(fā)答案。他們與家長約定，考生以2000元-5000元的價格購買作弊接收器，待被二本以上大學錄取后，再支付15000至18000元不等的答案費。

　　其他案例中，也有按科收費的，如在山東菏澤市中院的一例判決中，“每科考完交2000元，給下一科答案，不交就不給發(fā)答案。”

　　澎湃新聞根據(jù)51份作弊器舞弊的裁判文書統(tǒng)計，作弊考生們購買作弊設備的價格不等，平均花費為1.6萬元。

　　作案前，德江舞弊團伙中的文某某還花23000元買了一臺隱秘掃描儀，用于考場試卷偷拍。設備和人員到位后，還需踩點選址，要求足夠隱蔽，以防警方發(fā)現(xiàn)。該團伙最終選定某樓20層為發(fā)射點，并隨機進行頻道調(diào)試，以保證場內(nèi)考生收到答案。

　　高考開始當天，團伙成員余某安排一名男考生將掃描儀放在皮帶里帶進考場。高考試題通過掃描儀發(fā)出來，“槍手”們就該上陣了。答案將在開考約半小時后，陸續(xù)通過場外的發(fā)射器傳到考生的作弊接收器上。

　　“槍手”是在考場外答題的人，舞弊團伙將他們做出的“答案”發(fā)給考生。長春高新區(qū)法院2014年的一份判決顯示：“槍手”們由舞弊團伙通過家教廣告找來，事前他們還會讓槍手之間做一次測試，看誰答題又快又準;“文數(shù)卷子大概考前5分鐘先發(fā)過來，理數(shù)考試后大概25分鐘發(fā)過來”。

　　不過，帶掃描儀進入考場偷拍試卷也有風險。德江的這起舞弊案中，由于后來未能在考場外收到掃描儀傳來的試卷，舞弊團伙只好在網(wǎng)上購買高考答案傳送，“第一天考試結束后，考生反映答案準確率低，紛紛要求退錢”。

　　事實上，網(wǎng)上的答案并沒有保證，比如在吉林長春中院裁定的另一起案例中，王某甲供述，“答案我在網(wǎng)上搜，準不準不知道”。

　　除了找槍手和網(wǎng)上買，舞弊團伙還有另一種獲取答案的方案——向教師購買。

　　在作弊“市場”中，不乏教師的影子。在遼寧省盤錦市2013年油田三高的高考舞弊案中有8名教師涉案，其中包括兩名高中特聘教師。此案中，某教育培訓學校的校長岳某某參與進來，他的作用是幫忙聯(lián)系合適的“槍手”老師，可獲得的酬勞是8萬元。岳某某組織測試，找到了各科合適的老師。

作弊器形成生產(chǎn)、批發(fā)、銷售鏈條

　　判決書顯示，舞弊設備的銷售形成了一個產(chǎn)業(yè)鏈條，生產(chǎn)商、批發(fā)商、銷售商層層加價，獲利驚人。

　　在湖北省陽新縣法院的一份判決中，2014年5月，王某以2000元/臺、200元/個的價格向宋某銷售發(fā)射器和橡皮擦式接收器。接著，宋某以3300元/臺、480元/個的價格，向方某銷售。方某又以3500元/臺、480元/個的價格向鐘某和周某銷售。鐘、周二人最終以15500元/套的價格向學生銷售橡皮擦式接收器和答案。

　　遼寧盤錦市中院的一起判決中，僅2014年高考期間，吳某、鄧某甲等人就賣出高考作弊設備及答案100余套，收取錢款158萬余元，加上前期收取的設備款及定金150余萬元，總計非法獲利300余萬元。

　　有批發(fā)商將舞弊設備通過發(fā)達的物流賣向全國。湖北沙洋縣法院的一份判決書顯示，2009年6月，王某和余某成立廣州浩帝電子科技有限公司，銷售具有隱蔽攝像等功能的器材。該公司從其他賣家進貨后，采取直銷、網(wǎng)絡銷售、物流送貨的方式將上述器材賣給全國各地客戶。截至2014年案發(fā)，該公司銷售上述器材的貨款共計3000余萬元，王某和余某分別獲得利潤分紅600余萬元和200余萬元。

　　湖北荊門市中院的一份判決透露了考試作弊設備的生產(chǎn)鏈條：劉某伙同楊某在深圳寶安區(qū)生產(chǎn)作弊器材，楊負責提供資金、技術，劉負責生產(chǎn)和銷售，利潤五五分成;使用仿某品牌作弊器材的圖紙，從深圳電子市場內(nèi)購買原材料，找電子生產(chǎn)廠家代工。2012年5月至2013年5月，劉某和楊某的作弊器材銷售額共計200余萬元。

銷售商與教師合作推銷作弊器材

　　可觀的利潤下，作弊器材銷售商們?yōu)榘l(fā)展作弊考生想盡辦法。

　　在吉林榆樹市法院的一份判決書中，作弊器材銷售商為了擴展生源，像傳銷一樣發(fā)展下線。

　　“這個女的說，你要是能聯(lián)系到幾個人，我讓你(作弊設備和答案)不花錢白用，并且，每聯(lián)系一個考生，如果這個考生作弊成功，就分1000元。”證人張某戊說。

　　更為嚴重的情況是，還有作弊器銷售商與教師合作。在遼寧省盤錦市2013年高考中，作弊器材銷售商吳某、鄧某甲與油田三高高三年部主任唐某某達成協(xié)議：“唐某某聯(lián)系一名作弊學生給其提成1萬元”。

　　判決書認定，在2014年高考中，唐某某負責做12名班主任的工作，由班主任教師將本班級需要作弊考生的姓名及家長聯(lián)系電話用手機信息的方式發(fā)給吳某，吳某再去聯(lián)系家長并告訴價格，讓家長先付定金1萬元。高考前，吳某共收取高考作弊設備錢和定金150余萬元。

　　為了保證作弊順利實施，該團伙還疏通關系試圖把一武警家屬住宅作為答題、傳答案的地點，但最終未能得逞。2014年6月7日，盤錦市公安局網(wǎng)安支隊民警發(fā)現(xiàn)異常，警方將該團伙一舉抓獲。

　　(注：本文所提84份裁判案例均來自中國裁判文書網(wǎng)。非全樣本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