萬州大巴墜河事故里，他既是遇難者兒子，也是救援者。在兩種身份之間，他艱難的維持著平衡。

救援者

　　11月1日，萬州大巴車墜橋后的第四天，43歲的周小波站在藍天救援隊的現(xiàn)場駐地里，他的眼角低垂著，看上去有些疲憊。

　　前一晚臨近午夜，出事的22路車被打撈出水，周小波的父親也在車上，已經(jīng)確認遇難。

　　陽光重新普照山城，江上已經(jīng)看不到救援船只，岸上的警戒線也被移除，各路救援隊撤離殆盡。過去的80多個小時里，他們在空曠的沙地上安營扎寨，運輸來專業(yè)的探測、潛水設備。周小波和其他隊員幾乎晝夜不眠，一直牽掛著江面下的情況。

　　周小波所在的隊伍也要撤離了，他開車駛在江邊，告訴身邊的人，父母家就在對面江北。周小波的母親在今年春節(jié)過世，那之后，即使工作再忙，他每天晚上也會回到76歲的父親那里，陪老人一起過夜。

　　一路上，他的手機不斷有媒體打來電話，前一天，人們通過藍天救援隊發(fā)布的消息得知了他的事情，很快，第一家媒體發(fā)布了關(guān)于他的報道，有記者告訴他，這篇報道在微信上的閱讀量很高，被人們大量轉(zhuǎn)發(fā)，他愣了一下，說自己還沒顧上去看。

　　在救援隊辦公室，已經(jīng)有幾批記者在等著了，面對圍過來的鏡頭，周小波手背在身后、站得筆直，他說覺得自己沒什么偉大的。有記者告訴他，人們的關(guān)注，是因為他兼具了“遇難者兒子”和“救援者”這兩個身份。

　　但沒有幾個人知道，過去的幾天里，他在這兩個身份之間，艱難的維持著平衡。

　　“他是退伍軍人，還是人民教師，他在現(xiàn)場還是比較能控制自己的情緒，如果換做其他人，這個情緒早就崩潰了”。隊長駱明文說，周小波在碼頭上看到不停有殯儀館的車來拉遺體，“每看到一輛他都偷偷的哭”。

　　周小波不是看不出隊友的關(guān)心，但他在盡力隱藏自己的情緒，同時告訴自己不能垮下去，沒有一點胃口，他還是強迫自己進食。

　　直到10月31日晚11點多，墜江公交車頭露出水面，救援水域停靠的船只拉響汽笛。周小波所在的救援隊隔著二三百米默哀，有其他的隊員看到，他一個人躲在旁邊哭泣。

　　打撈結(jié)束，周小波終于可以回家休息了，但屋里已經(jīng)沒有父親的身影了，一個朋友來陪他過得夜。周小波讓家里的燈徹夜亮著，姐姐告訴他，只要點著燈，父親就能回來。

　　第二天早上，他去殯儀館見了父親一面，看到爸爸已經(jīng)被穿戴好壽衣，面容安詳。

　　△22路公交車10月31日晚被打撈出水

離別

　　時間倒退回10月28日上午10點多，如果沒有意外，那輛黃色車身的22路大巴，將順利駛過長江二橋，抵達最近的二橋北橋頭站，這也是周小波父親本來要下車的地方。

　　“到站就到家了，就那么點距離，所以你說你怎么想的通啊。”周小波說。

　　那天早上7點多，周小波開車去上班，他剛到區(qū)教委工作，這天的行程安排是看體育比賽，之后還有會議要開。出門前，父親提出，想搭兒子的順風車，去西山公園看菊花展。

　　父親已經(jīng)退休多年了，因為工作原因，相比周小波，姐姐陪伴父親的時間更多。老人家經(jīng)常會沿著江北岸散步，路過音樂廣場，看一場音樂噴泉。他是個“很潮”的父親，喜歡用智能手機看新聞，也愛看歷史類書籍。

　　周小波應下了父親搭車的要求，老人換上了幾天前女兒剛送給他的夾克衫，手上戴著周小波花幾千塊錢買給他的黑色機械表。怕耽誤兒子上班，他只沖了袋速食粉，加了麥芽精當作早餐。

　　父子倆在西山公園分別。10點左右，周小波在開會時接到姐姐的電話，告知其父親的電話打不通了，他沒覺出異常，推測父親看完菊花展就會自己坐公交回家。

　　到了11點多，聽到大巴墜橋的消息，他也沒想到會跟父親有關(guān)，第一反應是前去救援，跟領(lǐng)導請了假，回家換了身衣服就往現(xiàn)場趕。

　　下午2點多，現(xiàn)場救援的聲吶和機器人正在定位，姐姐又打來電話，他忙得沒顧上接，等回過去才知道，警方調(diào)出老年卡使用記錄，父親就在那趟出事的22路車上。

　　“那之前我就判斷老爸可能遭遇不測了，但還是抱著一線希望。事情的確有一些悲痛，但是沒辦法。車上有很多人，大家心情都一樣。做救援工作，我必須控制自己的情緒，還是要把救援做好”，事后他對媒體說起那時的心情。

　　周小波被警方叫去采集了DNA信息。到了30日，7具遇難者遺體被打撈上來，周小波提供了父親的體貌穿著，以及戴著那塊黑色機械表的特征。次日，他接到了父親確認遇難的消息。

　　△周小波說起父親不禁落淚

父與子

　　“父親對我的影響很大”，周小波說。

　　這種影響最直接的體現(xiàn)在職業(yè)上。父親退休前，在村小任教，受人尊敬。據(jù)媒體報道，有臨近村子的孩子帶飯菜來求學，中午父親會把學生們領(lǐng)回家，幫他們把冷掉的飯菜加熱。

　　1998年，從部隊退伍后的周小波，也成為了一名教師，2005年，他調(diào)入汶羅小學任體育老師。

　　品行上的影響或許是潛移默化的。“他最怕我染上不良的習慣，不讓我打牌和抽煙”。父親當教師時，雖然每月只領(lǐng)幾十元的工資，但并不計較個人得失，他常常包攬學校的綠化工作，做完也不收一分錢。2015年，周小波投身公益，加入藍天救援隊，這一決定也得到了父親的支持，“他會替我照顧家里的一切”。

　　而這份支持的背后，其實也隱藏著對兒子安全的擔憂。

　　救援工作常常需要很強的心理素質(zhì)，周小波記得，有次晚上去水塘打撈一個溺水的老人，幾個參與的女隊員回來之后害怕得睡不著覺。

　　真正驚險的是九寨溝地震的救援任務，周小波和其他隊友為了盡早進入熊貓海搜救，頭天晚上待在一處沒有信號的地方。手機打不通，跟外界失去聯(lián)系，父母反復撥著兒子的號碼，直到第二天才接通。周小波后來還跟妻子開玩笑說，爸爸媽媽那么擔心，怎么你就不怕。

　　周小波一直不后悔加入救援隊，他覺得，在幫助別人的時候，也在釋放對這個世界的善意。但這些都無法抵消失去父親的痛苦，“我以前想，不管多大年紀，四十、五十，只要有父母在，自己都是一個小孩，但父母走了之后……”

　　出事公交車被打撈出水后，長江二橋的交通管制尚未解除，早晚高峰時段，人們排著長隊等待輪渡。在江北岸，周小波父親曾經(jīng)散步的音樂廣場，聚集在這里圍觀打撈現(xiàn)場的人群正逐漸散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