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沒有兒子，別人會說我們家斷子絕孫”

　　“我叫胡守春，古月胡，遵紀守法的守，春天的春，我是一個遵紀守法的人。”自從“非親生”兒子被帶走后，40歲的胡守春說他如今只愿意這樣做自我介紹。這個自稱性格固執(zhí)的男人至今不認為自己在這件事上做錯了什么，但在看到父親為此下跪的那一刻，“那一瞬間，我真覺得自己挺可悲的，挺無力的感覺。”

　　胡守春是胡鋒基唯一的兒子，這些年一直在童坊鎮(zhèn)上經營洗車、電腦組裝、室內裝修等多種生意。其父胡鋒基退休后，現在每月能領到2000多元的退休金，妻子在市里開美容店，月收入四五千元，而胡守春自己的生意“最少月入5000元”。用他自己的話說，他們一家人個個都有收入，日子過得挺不賴，記憶中從沒因經濟上的原因發(fā)愁過。

　　“可是農村里的事，有時候真的由不得你。”23歲那年，胡守春有了自己的第一個女兒，4年后，二女兒出生。按照當時的人口計生政策，胡守春的妻子選擇做了節(jié)育手術。

　　在最開始的那些年里，胡守春很知足于擁有兩個女兒的家庭生活，在那時的他看來，“兩個女兒乖巧懂事，相比男孩子能讓人省心不少”。

　　即便是現在，胡守春也從不認為自己以前的生活有何不妥，“兩個女兒怎么了，不就是沒有兒子嗎?”

　　可事實呢?胡守春說，在2009年之前，他不止一次聽到來自周圍村民的閑言碎語，“說實話，我從小在農村長大，知道農村一些上了年紀的人都會特別古板。”說到這里，胡守春垂下了頭，“后來還是屈服了，畢竟我不是活我一個人，我得為我父親著想，得考慮父親的感受，父親年齡越來越大了，我不能看著父親帶著遺憾走。”

　　“在我們農村，無后是很不光彩的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。我父親本來就只有我一個兒子，我身后要沒有兒子，別人真的會說我們家斷子絕孫的。你想，這么狠的話說出來，就算我扛得住，我父親扛得住嗎?”那段時間，胡守春甚至偷偷帶著妻子去醫(yī)院做了手術，“當時已經想好再生一個的，但其實還是很擔心以后再生了女孩咋辦，幸好碰到一個朋友。”

　　按照胡守春的說法，他的那位女性朋友當時正好去醫(yī)院產檢，“幾個人坐下聊天才知道，她是未婚生子，孩子是沒法見光的，知道我們想要一個男孩后，經過幾次協(xié)商后她答應生下孩子后直接交給我們帶，就算是我們自己的兒子了。”

　　2009年，胡守春在替對方支付了住院生產費用及相關補償費后，抱回家來一個“白胖小子”。

官方稱主要原因還是群眾法律意識淡薄

　　“都說養(yǎng)兒防老，我現在連兒子都沒有，你讓我老了怎么辦?”56歲的童家興說這話的時候，牙齒咬得嘎嘣響，“好不容易又有了一個兒子，說沒就沒了。”

　　2005年，童家興唯一的兒子重病去世，遭此打擊后，他大病一場，“后來還是我親弟弟看我可憐，才把他自己的孩子過繼給我。”

　　據童家興介紹，2007年，其弟媳在生下一對雙胞胎兒子后，隨即將其中一個兒子“過繼”給他。而整個“過繼”儀式過程，則是在同村多位年長村民的共同見證下完成的。

　　記者此后在多次走訪童坊鎮(zhèn)部分臨街店鋪與村民后獲知，當地人對于“花錢抱養(yǎng)孩子”或“兄弟之間過繼孩子”等情況竟是大多表示了解且多持贊成態(tài)度，“本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，為什么不能這么做呢?又沒傷害到誰。”

　　按照時間推算，童家興是在擁有“兒子”8年之后才被人舉報，而胡守春則是在6年后的同一天遭人舉報。事實上，在接受記者采訪時，兩人曾先后表示，當地的不少村民早在幾年前就知曉他們“私下抱養(yǎng)”和“過繼”的情況。

　　殊途同歸。作為同村人，胡守春的“兒子”如今還呆在福利院里，等待著“目前尚沒有具體時間表”的安排和去處，而童家興靠“過繼”得來的“兒子”則重新被送回其弟家中，原本擁有“兒子”的兩人一瞬間又回到原點。

　　胡守春說，當他跟著警方找到孩子生母家里的時候，對方的丈夫都氣瘋了，說他早就結扎了，哪來的孩子，可后來證明孩子的確是他老婆的，“你說，現在倒是找到了孩子的生母，可最后還不是害了人家，現在人家丈夫可能已經準備起訴離婚了。”

　　“我個人極度痛恨拐賣孩子的可惡行為，可是對我身邊發(fā)生的這些事，我真的不知作何評價。”童坊鎮(zhèn)中心學校童力強(化名)老師告訴記者。

　　在長汀當地官方看來，當地部分群眾法律意識淡薄是導致“非法買賣孩子”事件發(fā)生的主要原因之一，與此同時也暴露出當地政府在法制宣傳、工作監(jiān)管上存在諸多問題，今后將加強對群眾的法制宣傳，把打擊非法買賣孩子工作提上重要議事日程。

　　“問題到最后，關鍵還是這些已經安置在福利院的孩子怎么辦，他們是無辜的，他們不知道發(fā)生了什么事，政府方面應該盡快想辦法拿出妥善的解決方案來。”長汀縣委一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員表示，“越早越好，對孩子的影響越小越好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