對鮑勃-迪倫而言，一生就似一場旅程，只有不斷地出發(fā)才能一直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就像他當時毅然離家出走前往紐約，或是現(xiàn)在滿臉滄桑地帶著皺紋和回憶來到中國。

　　迪倫的大半生，追逐時代，審視時代，推動時代而終被時代所追趕，以至于我們常常只能看著他的背影，或是把他的一張張呈現(xiàn)在人前的臉孔分門別類，這種方式雖然是他所拒絕的，但這也許更方便我們理解他。

　　第1張面孔 曾經(jīng)青澀的民謠歌手

　　鮑勃-迪倫的原名是羅伯特-艾倫-齊默曼，他在大學開始唱民歌時改名鮑勃·迪倫。他取這個名字一半是因為模仿美國電視節(jié)目中的西部英雄馬特-狄龍，另一半是因為這個新名字實在好聽又好記。

　　他的民謠生涯是從考上明尼蘇達大學開始的。鮑勃和不少當時的年輕人一樣厭倦枯燥無味的大學生活，他整天出入酒吧試圖從音樂中找到自己。當時的搖滾樂還并沒有成型，不少年輕人都嫌棄“三件套”式的音樂太簡單，于是鮑勃把手里的電吉他換成了一把鋼絲弦的吉布森民謠吉他，從扒流行民歌組合金斯頓三重唱（Kingston Trio）開始，到瘋狂地模仿當紅的民謠歌手伍迪-格斯里（Woody Guthrie）。時間沉淀，鮑勃-迪倫慢慢摸索建立起屬于自己的風格。

　　1961年1月，鮑勃-迪倫第一次以自己的這個“藝名”在紐約格林威治村的酒吧登臺獻藝，用口琴和吉他模仿伍迪-格斯里。他可愛的“伍迪模仿秀”吸引了不少陌生人的注意，于是他成了這個民謠工坊里的一個被人看好的新學徒。

　　他寄住在別的民謠歌手家，他和人組隊去看望住院的偶像伍迪·格斯里。后來他的偶像成了他的貴人。在簽約CBS唱片公司后，迪倫嶄露頭角1962年，迪倫在自己的第一張同名專輯的封面上略帶羞澀地望著鏡頭，任由別人把自己打造成一個年輕的民謠偶像，一個更為英俊的伍迪-格斯里。

　　一年后，迪倫跟隨自己的制作人改簽哥倫比亞公司，隨后的兩年間他推出了收錄在《答案在風中飄蕩》的《放任自流》《時代變了》和《鮑勃·迪倫的另一面》這三張專輯中，并且兩次在全美最大規(guī)模的民謠音樂節(jié)新港音樂節(jié)上表演。當時，小馬丁-路德-金剛剛組織了“華盛頓大游行”，隨后約翰-肯尼迪總統(tǒng)遇刺。在迷茫動蕩的1963年，彼得·保羅和瑪麗合唱團唱紅了迪倫的《答案在風中飄蕩》。迪倫在歌詞里提到了九個問題，關于情感、關于世界和人生的走向，而他們的答案，也許時至今日仍在風中飄。專輯《時代變了》升級成為人們心目中的政治宣言，專輯封面上迪倫緊蹙雙眉的憤怒神情也成為那個時代最鮮明的臉孔。

　　1963年和1964年的演出使得他的名聲到達了無以復加的地步。他也漸漸地從伍迪-格斯里的影響中走出，成為獨一無二的民謠國王。1963年的一場演出中，迪倫念了一首自己寫作的獻給伍迪-格斯里的長詩，這既是致敬，也是告別。在這一階段里，鮑勃-迪倫的主要創(chuàng)作方向是抗議民謠，除了《答案在風中飄蕩》之外，《大雨降至》以及《時代變了》《戰(zhàn)爭的主人》都是發(fā)人深省的抗議民謠歌曲。這個時代的迪倫是最為人熟悉的，似乎全世界的樂迷都愿意他沿著這個模式永遠走下去。

第2張面孔 不斷改變的搖滾斗士

　　鮑勃-迪倫迄今為止的生涯都是在“被貼標簽”和“撕標簽”中進行，用“斗士”一詞來形容他也不為過。不僅因為他歌詞中的批判和自始至終的搖滾精神，還在于他反復地否定自己，別人捉摸不透的同時卻能感受到他的堅定。迪倫的轉變和頑固在一段時期被很多人曲解，歌迷也屢次指責他“為了商業(yè)利益出賣自己”，但他認為：“只要能繼續(xù)做我喜歡做的事，我不在乎被標簽，或者媒體怎么看，因為我每天晚上都在面對人們演出。”

　　迪倫對時代的主流始終保持著強烈的警惕心。他說，“我只是覺得主流文化很落后，是個騙人的把戲。它就像窗外那堅固的冰霜，你不得不穿著笨重的鞋子走在上面。”無論是出席格萊美或是參加義賣唱片《天下一家》時，迪倫幾乎總是以一些孤僻、不合群的行為讓他在活動組織者眼中成為大煞風景的人。

　　雖然當年他用民謠精神引領抗議活動，但迪倫始終意不在政治。熟悉他的民謠歌手Dave Van Ronk回憶說：“鮑勃從來就不是一個政治化的人。”當?shù)蟼惐痪o急國民委員會授獎時，他發(fā)言公開表示拒絕，稱自己只是一個獨立詩人而已，不想做任何人的代言人。

　　1965年初，受到披頭士等英國搖滾樂隊的影響，迪倫用時髦的西裝和尖頭皮鞋代替了皺巴巴的牛仔褲和工裝服，在接受采訪時也越來越“沒正型”。在電視訪談節(jié)目中談及準備制作的新電影時，他回答說那將是一部牛仔恐怖片，當問及是否在片中扮演牛仔時，他回答說：“不，我扮演我媽媽。”

　　這種離經(jīng)叛道的行為讓迪倫在1965年的新港民謠音樂節(jié)上遭受了來自歌迷的敵對情緒。在演出前一天，迪倫突然擅自決定挑戰(zhàn)民謠音樂節(jié)的慣例，決定要帶一支完全電聲化的樂隊上場。當場的情況亂成一團，抗議歌手和歌迷認為他“背叛”了民謠，迪倫尊崇的民謠領袖Pete Seeger甚至憤怒得差點要用斧頭把擴音器的電纜斬斷。他和樂隊只演了三首歌就在噓聲中匆忙下臺。

　　此后的兩年，迪倫開始沾染藥品，而他的詞作也越來越晦澀難懂。他在1966年的專輯《美女如云》，通篇渲染著讓當時的美國人感到費解迷幻的色彩。同時他開始在世界范圍內(nèi)巡演，每日在興奮劑和藥品的支撐下24小時地工作，像是一臺插了電的機器。而他身邊的人都看得出，這臺機器不久就要徹底地損壞了。他的每一場演出總是分為上下半場，上半場原聲民謠，大家相安無事，下半場電聲搖滾，觀眾便力圖用噓聲蓋過音樂。

　　1966年的一場車禍讓迪倫開始遠離聚光燈的中心，而他的音樂風格也再一次地發(fā)生了改變。1967年的《約翰衛(wèi)斯理哈丁》專輯突然之間回歸了溫暖抒情的鄉(xiāng)村民謠，而歌詞也不再犀利地直指社會現(xiàn)象。關于車禍后自己的轉變，迪倫曾說：“我不知道別人的幻想是什么，但是我幻想能夠朝九晚五地工作，在綠樹成蔭的地方有一所帶白色柵欄的房子，庭園里盛開著粉紅色的玫瑰。那會很好。那就是我最深遂的夢想。”

第3張面孔 天生的游吟詩人

　　民謠是迪倫成名和探索世界的方式，而詩意的歌詞則是他作品中最核心的因素。他的歌詞完全能夠脫離曲調而被當做詩作來閱讀，而他的文學成就也完全可以在他的傳記里獨立成章。

　　從上世紀60年代中期，一些主流評論開始推崇迪倫文學方面的造詣，有批評家稱他為現(xiàn)代美國繼卡爾-桑德堡、羅伯特-弗羅斯特之后最偉大的詩人；1976年美國總統(tǒng)卡特在競選活動中引用迪倫的詩句并稱其為“偉大的美國詩人”；1990年，法蘭西文學院向迪倫頒發(fā)“文學藝術杰出成就獎”。外界的各種褒獎沒有使迪倫淪陷，他對自己的評價調侃而中肯：“無論我到哪里，我都是一個60年代的游吟詩人，一個搖滾民謠的遺跡，一個從逝去時代過來的詞語匠人，一個從無人知曉的地方來的虛構的國家首腦。我處在被文化遺忘的無底深淵之中。”

　　1996年，在艾倫-金斯堡的大力舉薦下，迪倫被諾貝爾獎提名。自那之后，迪倫又數(shù)次被提名，諾貝爾獎委員會對他的評價是：“他把詩歌的形式以及關注社會問題的思想融入到音樂當中，這一點就足以獲得諾貝爾的關注。他的歌充滿激情地表達了對民權、世界和平、環(huán)境保護以及其他嚴重的全球問題的關注。”迪倫最終也沒得諾貝爾獎，不過卻在2008年的第92屆普利策文學獎上獲得特別榮譽獎，得獎評語為“對流行音樂和美國文化產(chǎn)生深刻影響，以及歌詞創(chuàng)作中非凡的詩性力量”。

　　除了文學之外，迪倫在繪畫方面的才華也為人所稱道。2007年，迪倫在德國的開姆尼茨美術館舉辦了第一次個人畫展，展出從1989年到1992年間迪倫在全球舉辦“永不停止的巡演”時用畫筆記錄下的所見所聞。巡演期間，他用素描、炭筆畫的方式記錄了冷寂的自然風景、旅館的房間和蕭瑟大街上的人，起名“憔悴的空白系列”。

　　策展人克斯廷-德雷克塞爾說：“也許這些作品在技巧上還稍欠火候，但如同唱歌一樣，迪倫在繪畫創(chuàng)作上，也是全身心地投入的。”而德國評論家們更是不吝惜溢美之詞：“即使鮑勃從未唱過一句，寫過一行，正在展出的這些繪畫也值得一看。

第4張面孔 終究孤獨的萬人迷

　　從女性角度來看，迪倫年輕時的形象是“萬人迷”的典型代表。卷發(fā)，深情雙眼，才子內(nèi)核……事實上他的私人生活并不如上世紀60年代其他搖滾歌手那么復雜混亂，每一段都有可以追究的故事感。

　　迪倫的第二張唱片封面上的女孩是他的初戀女友蘇西-羅圖洛，他們在一個雨后的街頭相擁而行，比起照片上甜蜜的女孩來說，迪倫似乎還要更羞澀一些。當時的迪倫并不是一個高不可攀的明星，倒是蘇西的人脈更廣一些，時髦美麗的她幫助迪倫進入了更廣的文藝社交界，迪倫在回憶錄中也毫不吝嗇對她的美譽：“極其美艷，極其活潑，笑容可以照亮一整條街道，像是羅丹雕塑活了過來。”雖然兩人很快分手，但蘇西是被認為對迪倫影響僅次于瓊-貝茲的一個。

　　而當時的民謠歌后瓊-貝茲則是迪倫最重要的一級階梯。1961年，貝茲已經(jīng)家喻戶曉，還登上過《時代》的封面，她喜歡上了迪倫創(chuàng)作的《Song to Woody》，還在幾次大型的公開演唱中都帶上了迪倫。

　　1963年到1965年期間，他們一同歌唱，一同反戰(zhàn)，形影不離。“聲音極其極其美好，可以把一切壞思想驅逐出人的靈魂。有著和我一樣的孤獨感，她像一個寄居在遠方的埃及艷后，不可親近。她毫無疑問是真正的民謠皇后”。迪倫這樣形容貝茲。迪倫成名之后，兩人的感情日益變淡。傷心的貝茲寫了一首《Diamonds and Rust》送給迪倫：“我們都明白回憶帶給我們什么，它帶給我們鉆石和鐵銹，你向來擅長玩曖昧的文字游戲。是的，親愛的，我愛你。如果你給我鉆石和鐵銹，我早已為之付出過了。”這首歌的歌詞讓迪倫為之感動，可惜好景不長，迪倫很快邂逅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薩拉。

　　迪倫和薩拉的婚姻從1965年一直維系到了1977年，薩拉陪他走過了車禍和之后的復原，并為他生了四個孩子。 1976年，兩人的婚姻瀕臨破裂，他的唱片《Desire》中有一首歌叫《Sara》，纏綿浪漫，每一句都是對妻子的依戀和挽留。1977年，他們還是離了婚。后來馬丁-西科塞斯的記錄片中，迪倫在談及和薩拉（Sara）的婚姻時，忍不住老淚縱橫，可惜后來被馬丁剪掉了。

　　此后，他又和一位叫卡羅-丹尼斯的伴唱者有過六年的婚姻，還生了一個女兒。兩次婚姻的失敗給迪倫帶來的傷害讓他漸漸養(yǎng)成一些怪癖：他只愿意住在汽車旅館里，喜歡狗兒們圍著他轉，窗戶要大開，不使用空調。在他的孩子眼中，他也是個“瘋狂、自閉、孤獨的只關心自己的音樂的人”。

　　或許只有無休無止的巡演是讓迪倫覺得更舒服的生活方式，直到現(xiàn)在他已經(jīng)是個七旬老人，還依然沒有停下來的意思。有人說，迪倫已經(jīng)在26歲之前完成了自己所有的人生，后來他就和時代脫節(jié)，感到尷尬無事可做，但他從未對自己的行為作出任何解釋，只是在不停地上路，唱歌。